提起顾颉刚，都知道他时常被鲁迅拿出来讽刺两句，甚至得了个绰号“红鼻子鸟头先生”；他提出的“禹是一条虫”假说股票配资专业，引起巨大争议，这个典故至今仍广为流传。但在此之外，他还是一个心忧天下的读书人，知行合一的抗战爱国学者。
今年是顾颉刚先生去世45周年。朱洪涛博士历经十余年研究，最新著成《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·顾颉刚》（以下简称《顾颉刚传》），还原了这位苏州史学大家复杂而精彩的人生历程，这部新书“抛开了文学史单面的、偏狭的学术视角，而是从一个‘人’的角度去展现顾颉刚的人生经历”，从而让读者看到一个“可爱的、矛盾的和多情的”顾颉刚。
一
朱洪涛第一次关注顾颉刚，是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。当时学校图书馆藏有一套“中国新文学大系”，他在散文卷中读到顾颉刚《古史辨》第一册自序，“煌煌四万字，几乎占了那册书的一半篇幅”。读完后，朱洪涛觉得顾颉刚不像一个史学家，而更像是一个文学家。
展开剩余81%在给顾颉刚写传时，朱洪涛发现，顾颉刚的第一理想就是想当文学家，他的好朋友叶圣陶就是文学家。在朱洪涛看来，顾颉刚的白话文朴茂有力，说理文情感丰沛，感染力非常强。“如果顾先生从事文学创作，成就肯定不低。”朱洪涛说，读顾颉刚日记，常看到他哭，看传统京戏会哭、读《茶花女》之类的小说，也会哭，非常感性，更像是一个文学家。
顾颉刚日记有650万字，基本上每天都写。“顾颉刚非常勤奋，一生写了2500万字。日记和读书笔记占了一半左右，文字量十分惊人。”朱洪涛说，这些都是顾颉刚传记写作的第一手材料。
很多人知道顾颉刚这个名字，是因为他对“禹是一条虫”的假设，更多的读者知道他，源自他与鲁迅的交恶。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，朱洪涛在传记中花费大量篇幅钩沉藏在文字里的顾颉刚形象，“那才是真实的顾颉刚。事实上，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读书人”。
“就拿考北大来说，就能看出他是非常可爱的人。”朱洪涛介绍说，顾颉刚父亲顾子虬曾短暂求学京师大学堂，后因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中途退学。顾子虬后来告知顾颉刚，“大学堂的书，我是读不成了，我只望你好好用功，将来考得进这学堂，由你去读完了它罢。”所以顾颉刚才去考北大。当时北大在上海寰球中国学会设有考点，顾颉刚很坦率地回忆，考试时，他和一个好朋友坐得不是很远，两个人互相抄了一点，结果双双中榜。
顾颉刚报考的是乙类农科，这源于他对文学的喜爱，他以为学农可以啸傲山林，幻想一种传统文人的归园田居。
但在北大，顾颉刚发现“堂堂大学校，只以中材充教员”，便无心学业，时常去泡戏园子。到1914年上半年，顾颉刚直接休学，这给了他更多的听戏机会。“因为看得认真投入，顾颉刚在传统旧戏里面正儿八经看出了学问的门道。”朱洪涛介绍说，顾颉刚发现，同样的故事情节，在不同剧种里，会有不同的增删。这让它想到历史的书写，由此提出“层累造史说”。他认为，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，失去原本的面貌，因此需要考证它的流源。“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，但从今天看，他无疑是正确的”。
1917年，顾颉刚想改换门庭读哲学，于是换了个名字重新参加入学考试，考上了北大哲学门，结识傅斯年、胡适，由此，一生未曾留学的他也被视为欧美派。这也为他与鲁迅的纠葛埋下伏笔。
顾颉刚与鲁迅，一个是史学家，一个是文学家，本不相干。但鲁迅出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顾颉刚听信人言，认为有抄袭的嫌疑。鲁迅撰文反击，给顾颉刚扣了不少莫须有的帽子，两人甚至一度要对簿公堂。此后，鲁迅时常在文中讽刺顾颉刚，直接用顾颉刚的某些生理性特征，起了“鼻公”“红鼻”的绰号，还在历史小说《故事新编·理水》里，塑造了一个鼻子有病的“鸟头先生”来影射顾颉刚。
对于这段历史，朱洪涛并没有避忌。对顾颉刚人生中的是是非非，他基本上都是如实讲述和客观评价。为写这部传记，十余年间，朱洪涛读了顾颉刚所有著述，用扎实的史料将顾颉刚从早期的家庭教育，到三段婚姻始末，再到解放后的种种经历，全部人生经历一一清晰展现。“史学上的顾颉刚只关注他的学术层面，这本书则是一部个人性质的评传，就是要将他还原成一个立体的‘人’。”朱洪涛说。
顾颉刚故居。北上求学前，顾颉刚一直生活在苏州。
二
在为顾颉刚写传记的时候，朱洪涛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他当时那么忙，一天最多可以写17封信（这只是一天工作的一部分），还有那么多社会兼职和各种应酬，“我在想，超人是怎么分配自己的精力的”？
的确，顾颉刚虽然醉心学术，但也深入社会现实，有很多社会性职务，比如到别的学校任兼职教授，在北平研究院任研究员，还做了通俗读物编刊社长、《禹贡半月刊》主编等等。据朱洪涛考证，上世纪30年代，顾颉刚有16项社会兼职，他后来自己也说，好大喜功终为怨府，贪多务得哪有闲时。“他如果不是摊子铺得大，学术成就会更高。”朱洪涛认为。
而在这些铺开的摊子中，顾颉刚最注重的是启蒙大众。九一八事变后，顾颉刚办三户书社，用了《史记》里的话，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”表达抗敌决心；他办禹贡学会，研究历史地理学边疆地理学，为了要让老百姓都关注边疆的危机；在西安，他曾面见张学良，动员张学良抗日。
“他是知行合一的人，不光动动笔写文章宣传抗日，还身体力行去做抗日工作。”朱洪涛介绍说，顾颉刚为宣传抗日救亡奔走呼号，将燕大教师抗日会的编辑部扩展为“通俗读物编刊社”，进行通俗文艺宣传。“顾颉刚认为不能专门做史学研究，毕竟学术文章的读者是有限的，还是要做通俗文艺。为此，他专门去找王世杰、孙科等人去筹钱。筹钱就必然要社交，社交必然要应酬。但顾颉刚不喜欢应酬，这对他来说是很难的。但为了筹钱，他又不能不去，结果常常是饭吃下去，钱未必筹来。”朱洪涛在顾颉刚的日记中发现，他时常处于这种纠结、矛盾的状态。
在抗战中，顾颉刚刊印一种仅有三四页纸的抗日宣传小册子，发行量高达5000万册。印好后，他亲自跑销售，去跟老百姓面对面接触，看老百姓究竟想看什么。他还主动迎合大众审美，使用大红大绿的颜色编排小册子。“小册子里面印一些抗战时事，如喜峰口战役等之类抵抗侵略的图片和文字。”他将小册子放在地摊上售卖，一分钱两分钱，等于白送，他想让老百姓多了解时事、关心时事。
这是学术之外的顾颉刚。在朱洪涛看来，顾颉刚一直有悲天悯人的情怀。去西北考察时，看到一个家庭只有一条裤子可以穿，让他感觉回到史前时代股票配资专业，从而生出“吾曹不出，如天下苍生何”的感慨。“所以，对顾颉刚的理解和认识，在史学家这一身份外，还有一个传统读书人的品质——达则兼济天下。”朱洪涛说。而顾颉刚生前也曾说过：“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责任。” 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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